第9章：《考古》约稿
  再一次看到他那標誌性的大脑袋，苏亦的脑海就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一个標籤——东洋麻怪！
  见鬼，这个外號，太魔性了！
  经过昨天大师兄马世昌的讲述，苏亦已经知道自己导师跟安主任非同一般的关係了。
  但是一大早上，安之敏过来北大，还让导师宿柏找他过来，肯定跟昨天的事情脱不开关係。
  双方简单寒暄过后，就开始进入正题。
  安之敏找过来，確实跟论文有关，却跟昨天的论文关係不大。
  “在咱们国內考古界，懂得把植物学跟考古学融合起来的人，你是第一个！”
  似乎知道苏亦要说什么，他补充道：“地质所的周坤叔不算，他虽然也在研究考古学，但他是学地质出身的，现在专攻的也只是孢粉学。
  他是有自然学科背景的，懂得在考古发掘之中利用孢粉分析遗址古环境，这不奇怪。
  然而，他关於半坡遗址孢粉分析的文章，早在63年被我们《考古》刊登，但是直到75年，他的文章《花粉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学中的运用》才刊登在《考古》上。
  这中间十几年，始终没有考古学界的人响应。直到你的文章出来，给我们放了一个大卫星。
  就连夏先生都忍不住称呼你为天才。”
  安之敏並非拘泥於门户之见，他之所以强调周坤叔不是考古人，主要是因为这涉及中国考古学史，一段让人嘆惋的岁月记忆。
  第一个在中国从事正规考古事业的，並非国人，而是来自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。
  安特生曾任万国地质学会秘书长，1914年受聘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，在国內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採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