拾遗·等

  我有时候想，也许不是不记得，是记忆替我收好了。收在一个我够不到的地方，等我长大了再还给我。可它一直没有还。也许永远都不会还了。

  母亲后来好了。好了之后，她还是那个泼辣、硬气、在村里从不让人的人。她还是风风火火做著手里的活，等著那个不知道哪天会回来的人。

  我从没问过她那次的事。她也没提过。我们母子之间，好像从来不需要说这些。

  然后有一天，大黄狗突然从地上弹起来，风一样躥出门。母亲停下手里的活，看了一眼狗跑的方向，没说话，转身去灶台生火。可她的眉眼，忽然就软了下来。

  她知道，他要回来了。

  她知道，笛声要响了。

  只有在父亲面前，母亲才会收起所有的锋芒。那是旁人从未见过的模样，轻声细语，眉眼温顺。所有的泼辣与硬气，都在见到父亲的那一刻，化作了绕指柔。

  等父亲登上山樑，远远望见的乡人，便会丟下手里的农具迎上来。更多人虽没能第一时间撞见，却也从不会错过。他们脸上堆起笑，伸过来接行李的手，比在田里割稻子还要麻利。

  父亲回来，从不空手。洗得发白的布包里塞得满满当当：有给我打蛔虫的宝塔糖，有乡人平日里难寻的感冒药、止疼片、跌打药膏，还有一些母亲念叨过的东西——针头线脑、火柴、盐巴。他记得她说过什么，哪怕她只说了一遍。

  但这些东西，都不是他回来的声音。

  他回来的声音，在当天夜里才会响起。

  父亲归家的第一个夜晚，总会坐在院中的老槐树下，拿起那支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竹笛，轻轻吹给我听。婉转的笛声在寂静的乡村夜晚悠悠飘远，穿过沉甸甸的稻田，越过矮矮的篱笆墙，钻进家家户户的窗欞。乡人一听见这熟悉的笛声，便懂了——懂医术的父亲回来了。

  父亲爱种花，在门前扎了一架玫瑰花拱门，是村里独一份。乡人都笑我们不懂，庄稼人种什么花。可父亲不管，每年回来都修剪，母亲在家时便浇水管护。那拱门一年比一年茂盛，花开的时候，红艷艷的，衬著灰扑扑的土墙，像谁把城里才有的东西，硬生生种进了乡下的土里。那些花是不出声的。但它们开在笛声里。

  第二天一早，院门便被敲开了。来的人一个接一个，说是来帮忙的，手里攥著镰刀，肩上扛著扁担。田埂上、院子里，全是忙碌的身影。镰刀割稻的唰唰声里，总混著昨夜的笛声——那声音不响了，却像一层看不见的釉，镀在每个人的手上。我家的农活，总比別人家更快干完。

  別人家歇晌解渴，用的是井里刚打上来的水，兑上几分钱一大包的糖精，甜得发苦发涩。唯独我家，摆著的是白糖水——烧开后慢慢晾凉的温开水，舀上一勺雪白的白糖搅开，清甜温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