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45章 谁?……谁要见驾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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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整个长安官场仿佛被投入一块巨石的深潭,表面的平静瞬间被打破。
  底下潜藏的各种力量与情绪激烈翻涌。
  翌日清晨,李世民的御案上便已堆起了两摞明显高出往常的奏疏。
  一摞以恭贺、讚颂为主,另一摞则透著显而易见的忧惧与諫諍。
  支持者多来自与东宫关联渐深的新晋官员、部分军中將领以及一些敏锐察觉到风向变化、意图提前下注的中下层官吏。
  他们的奏疏辞藻华丽,盛讚陛下“赏罚分明,恩威並济”,称此举“上慰功臣之心,下安黎民之望”,是“明君贤储,千古佳话”。
  字里行间,无不透露出对太子如日中天声望的认可与拥戴。
  然而,反对的声音更为尖锐,也更能触动李世民那根敏感的神经。
  御史台几位以刚直或者说恪守礼法近乎刻板闻名的御史,引经据典,措辞激烈。
  他们並非直接攻击太子,而是將矛头直指仪制本身。
  “太子虽功高,然终为人臣。礼者,天地之序,君臣之纲。今陛下以近乎人主之礼待储君,是乱序坏纲之始也!”
  一份奏疏如此写道。
  “恐开僭越之端,启骄矜之心,非国家之福。臣恐后世史笔如铁,记陛下以私情乱国法!”
  另一份来自某位儒学大家的奏章则从道德层面迁回进諫。
  “《春秋》大义,尊王攘夷。储君之功,在於疆场,然其德其行,仍需陛下时时训导,朝野时时匡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