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79章 银座

接下来的几天，演出日程排得没那么紧了。白天有时候是自由活动，有时候是集体参观，晚上才有演出。王卫东脑子里开始盘算自己的小心思。来都来了，不能白白浪费这次机会。他在未来世界查过资料，1972年的日本，经济发展已经相当成熟，好东西不少，有些在国内有钱都买不到，比如精密的电子元件，比如高品质的光学镜片，比如那些只有在日本才能找到的古董和艺术品。他要是空着手回去，别说对不起自己，连那二十天集训的苦都对不起。

但他不能明目张胆地去。他是安保组的副组长，一举一动都有人看着，每天的行踪要上报，外出要报备，连去便利店买包香烟都要跟组长说一声。得找个名头，得有个理由，得让团长和组长觉得他出去是干正事，不是瞎逛。

他先拉近和团长的关系。演出结束后，团长在后台跟演员们说话，他站在旁边，不急不躁，等团长说完了，递上一杯温水，水温刚好，不烫嘴也不凉。团长接过去喝了一口，看了他一眼，说了一句“小王，你也辛苦了”，他笑了笑，说“应该的”。不多话，不套近乎，但让人舒服。团长后来好几次在车上叫他坐旁边，跟他聊几句，问他在监狱干了多久，家里几口人，他一一答着，不卑不亢。

组长那边更简单。两个人每天晚上对完值班日志，他会多坐一会儿，聊聊明天的工作安排，聊聊日方安保人员的配合情况。组长是公安系统调来的，跟他算是半个同行，聊着聊着就熟了。有一天晚上，组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日本烟，递给他一根，说“尝尝，日本的”。他接过来点上，吸了一口，吐出一口烟，说“还行，不如中华”，组长笑了，说“你倒是嘴刁”，第二天王卫东就买了一条送给组长。组长虽然嘴上推辞着，但还是收了。一来二去，两个人的关系就近了，说话也不那么拘着了。

关系近了，话就好说了。有一天下午，王卫东找到组长，说想出去踩踩点，检查一下剧场外围的线路安全，组长想了想，说“行，你去吧，注意安全，别走太远，天黑前回来”。王卫东点了点头，回到房间，换了一身便装，把那件深藏青色的干部外套脱了，换了一件灰扑扑的夹克，帽子扣上，口罩揣在兜里，没戴。他对着镜子看了看，确认不显眼，才出了门。

他要去的地方，早在国内就已经查好了。每天晚上在空间里用手机翻资料，翻到后半夜，把东京的地图、交通线路、各个区域的商业分布摸了个遍。银座、日本桥、秋叶原、上野，哪个地方卖什么，哪个地方怎么去，哪个时间段人少不容易引人注意，他心里头门清。他在脑海里把路线过了一遍，确认没有遗漏，才迈步走出驻地。

驻地门口是一条安静的街道，两旁是修剪整齐的树墙，隔几米有一盏路灯，光线柔和，不像上海的路灯那样昏黄，这里的灯是白色的，亮得能看见树叶的纹路。他沿着人行道走了几分钟，拐上大路，找到了公交站牌。站牌上全是日文，但他提前在手机里看过照片，知道哪一班车往银座方向，知道哪一站下车最近，知道下车以后怎么走。车来了，他上了车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车上人不多，有几个穿西装的上班族，手里拎着公文包，闭着眼打盹，脑袋一点一点的，像小鸡啄米。有一个老太太，拎着菜篮子，篮子里装着几根大葱和一袋橘子，橘子黄澄澄的，在阳光下泛着光。还有一个年轻妈妈，怀里抱着孩子，孩子睡着了，嘴角流着口水，口水滴在妈妈的衣服上，湿了一小块，妈妈也不擦，低头看着孩子，嘴角带着笑。

王卫东看着车窗外的东京。阳光从楼房的缝隙里穿过来，照在路面上，金灿灿的，把柏油路晒得发软。街上的行人比傍晚时少了一些，脚步也慢了一些，不那么赶了。商店的橱窗里摆着各式各样的商品，有电器，有时装，有瓷器，有手表。有的他认识，比如索尼的收音机，比如西铁城的手表，有的他不认识，那些包装盒上印着日文和英文，花花绿绿的，他看不太懂。广告牌上的日文字母在阳光下反着光，看不太清楚，但他不在乎。

车子很快驶到了银座的方向。银座的街道比别处宽，楼也比别处高，商店的橱窗更大、更亮，橱窗里的模特穿着时髦的衣裳，姿势优雅，像是在跟路人打招呼。王卫东下了车，站在路边，抬头看了一眼街角的指示牌，上面写着“银座四丁目”。他定了定神，然后向前迈步，沿着人行道走了几十米，在一家店铺前停下来。

店铺的门面不大，但很精致，深色的木门，擦得锃亮，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，上面用日文写着几个字。王卫东掏出提前准备好的纸条，纸条上用工整的钢笔字写着那家店铺的名字——“简山龙泉堂”。他对了一下，没错，就是这家。他把纸条揣回口袋里，整了整衣领，抬手推开了那扇木门。

门后传来一声清脆的风铃声，叮铃铃的，像是有人在远处摇铃。王卫东迈步走了进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