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13章 乱局

一九七八年冬天，上海的街头变了样。

说不清是从哪一天开始的。也许是十月，也许是十一月，也许是某个下着毛毛雨的傍晚，你走在淮海路上，忽然发现人行道上的行人比往常多了好几倍，而且不是那种匆匆路过的多，是那种站着、蹲着、倚着墙、坐在马路牙子上，不知道该往哪儿去的多。他们年轻，十八九岁到二十出头，穿着洗得发白的军大衣或打着补丁的蓝布褂子，头发乱蓬蓬的，眼睛里没有光。有的提着帆布提包，有的背着用旧床单裹成的包袱，有的什么行李都没有，就一个人，站在路灯底下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发呆。

他们是知青。十年间，一批又一批从上海送到黑龙江、内蒙古、云南、安徽、江西的知青，如今一窝蜂地回来了。没有通知，没有组织，没有接收单位，自己买张火车票就上了车。到了上海站，下了车，才发现脚下这片土地已经不是他们走时的样子。弄堂还是那些弄堂，房子还是那些房子，可家里多挤了两个人，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。父母老了，鬓角白了，看见他们先是愣，然后哭，哭完了坐下来，面面相觑，不知道以后怎么办。

王卫东有一次路过上海站，特意让司机绕广场转了一圈。广场上的人多得像蚂蚁搬家，或蹲或站，或靠着栏杆打盹，或围在一起用搪瓷缸子喝着从开水房打来的免费热水。有人把报纸铺在地上躺着，有人用军大衣裹住脑袋蜷在花坛边睡着了。一个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蹲在花坛边上哭了，哭得很压抑，肩膀一抖一抖的，旁边比她高一头的男青年手足无措地站在旁边，想拍拍她又不敢，最后把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披在她身上。姑娘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，嘴唇冻得发紫，说了一句“哥，咱们去哪儿啊”。男青年没有回答，抬头看天，天灰蒙蒙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知青返城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从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开始，那股潮水就越涨越高。中央的政策下来了，允许知青以病退、困退、顶替、招工等名目回城，可政策的门只开了一条缝，潮水却像决了堤。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，接收能力有限，工厂招工的名额就那么些，街道集体单位就那么几个坑，哪塞得下这几十万人。回来的知青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没有住处，有的甚至连户口都落不了。他们被叫做“待业青年”——这个词是新的，以前没有过。

市里开了好几次会，劳动局、民政局、公安局、各区的头头脑脑坐在会议室里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讨论来讨论去，方案出了一套又一套，落实下去却总是打在棉花上。工厂说生产任务完不成，街道说办公用房不够用，连派出所都说每天光是登记流动人口就登不过来。王卫东坐在会议室里，听着这些声音，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压着，沉甸甸的。他知道这些人说的都是实情。可解决不了实情，实情就会变成案情。

上海的冬天，天黑得早，亮得晚。那些没有工作的知青白天在大街上游荡，晚上就聚在弄堂口、车站广场、公园长椅、桥洞底下。有人随身带着一把口琴，坐在台阶上呜呜地吹，吹的是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调子悲凉，穿过冷风听得人心里发酸；有人什么都不做就那么坐着，抽着最便宜的烟，一根接一根，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暗，像快要熄灭的希望。

不是所有知青都安安静静地等。有些等不及了，等不了了。他们开始偷，开始抢，开始在深夜的暗巷里把拳头砸向陌生人。拦路抢劫的案件忽然多了起来，以前一个月报不了几起，现在一周就好几起。受害者大多是晚归的工人、下夜班的女工、从郊区往市区赶路的小贩。作案手法粗劣但凶狠——背后一棍，或迎面一拳，抢了钱包就跑，不管对方死活。

入室盗窃更是防不胜防。那些老式弄堂，木门木窗，一把旧锁挡不住任何人。白天家里没人，晚上灯一灭，贼就翻窗进去了。偷的都是小件——收音机、手表、衣服、粮票，有时候连放在桌上的剩饭剩菜都端走。有一户人家，老太太早上起来发现灶台上的半锅饭没了，锅还在，她站在灶台前愣了半天，后来蹲在地上哭了。不是为了那些饭，是想不通这世道怎么了。

还有更恶劣的。闸北区发生了一起入室杀人案，老两口晚上在家睡觉，被翻窗进来的贼惊醒了，老大爷喊了一声，贼慌了，随手抄起桌上的剪刀捅了过去。老大爷当场没了气息，老太太被捅成重伤，在医院躺了好几天才捡回一条命。贼跑了，现场没有留下指纹，目击者只有半昏迷的老太太，案子的线索少得可怜。

市公安局刑警队的办公室里，烟灰缸永远满着。老刑警们坐在掉漆的木头椅子上，面前摊着厚厚的卷宗，上面的字迹潦草，有的用钢笔写的，有的用圆珠笔，有的都褪色了。一起命案，从出现场、走访、摸排到锁定嫌疑人，快则十天半个月，慢则一年半载。不是他们不尽力，是手段太有限。破案全靠两条腿走、一张嘴问、一个脑子想。指纹比对靠肉眼，辨认嫌疑人靠画像，追逃全靠发协查通报。有些案子查着查着线索就断了，变成积案，堆在档案柜里，落一层灰，再落一层灰，最后连经办人都调走了，也没人再过问。

王卫东上任以后，把积案卷宗调出来翻了一遍。厚厚一摞摞在桌上，像一堵矮墙，每一起案件背后都有人命，都有家属在等，都有凶手逍遥法外。他翻完最后一页时合上卷宗，手指在封面上点了点，没有叹气，也不说难，推过去让老周归档，加了一句话：“这批积案，回头再议。”

王卫东坐在办公室里，窗外天已全黑，福州路上的路灯亮着，橘黄色的光照进窗户，落在那些卷宗封面的牛皮纸上。他不担心那些积案。凭着他在空间里的那部手机和它能往返两个世界，那些七十年代末未破的悬案、陈年积案的完整真相、犯罪结局，他都能查到。这不是本事，是“作弊”。可这种“作弊”不能示人，更无法对任何人开口。他只能把答案藏在心里，再用符合时代的手段让真相自然浮现出来。

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茶已经凉了，舌尖的涩意比平时更重，倒把他的思路激得清醒了。他站起来走到窗边，推开一条缝，冷风灌进来，街上偶尔有夜归的行人缩着脖子匆匆走过。

接下来他要走的路和要做的事更关键。别人破不了的案，他来破；沉积多年的悬案，他来翻。不是图名，是必须在这个位置上站得更稳，让那些质疑的声音闭嘴。政绩是硬通货，不是钱，不是关系；是案子破了，坏人抓了，老百姓安心了。

他关上窗户，走回桌前，拿起那份厚厚的积案清单，在第一个案件旁边画了个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