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14章 宝山

三百一十四章 宝山

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七日，天还没亮透，上海宝山县走马塘的河道里就捞出了一具尸体尸，报案的是个早起拾粪的老农，蹲在河堤上，揉了半天眼睛，确认那不是一截烂木头，连滚带爬地跑到了大队部。

消息传到市局是早上七点。值班室电话一通，接线员听完，脸都白了，挂了电话就往楼上跑。几个小时后，一份加急通报摆在了局党委班子的会议桌上。通报措辞不长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，一个不剩地砸进在场所有人耳朵里——“宝山县走马塘河道发现无名男尸，面部毁损严重，颈部有明显勒痕，初步判断为他杀后抛尸，性质恶劣，属重大恶性刑事凶杀抛尸案。”

会议室里安静了。

这段时间的上海，本来就不太平。十年动荡刚结束，知青大批返城，工作没着落，社会治安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，随便一碰就要断。拦路抢劫的、入室盗窃的、流窜作案的，一桩接一桩，压得基层派出所喘不过气。老百姓嘴上不说，夜里出门的脚步比从前快了许多。尤其是郊县，天一黑，妇女不敢单独走夜路，种地都不敢一个人下田。谣言比风还快，有说是连环杀手流窜到上海的，有说是仇杀报复社会的，传得有鼻子有眼。

宝山走马塘这桩抛尸案，像一把火扔进了干柴堆。消息传出去的当天，周边几个公社就炸了锅。有老人蹲在自家门槛上，抽着旱烟，对着河的方向骂了一句“啥世道”，骂完了也不进屋，就那么蹲着，一动不动。有妇女不敢去河边洗衣裳，把脏衣服泡在木盆里，端到院子里，用井水一瓢一瓢地浇。家家户户天一黑就关门闭户，连狗叫都比平时少了许多。

市局的案情分析会开得比平时早，也比平时长。局长亲自主持，会议室里坐满了人，烟灰缸里的烟头堆得像小山，烟灰弹了又满，满了又弹。负责现场勘查的老刑警把情况从头到尾讲了一遍，一边讲一边翻笔记本，讲到尸体被发现时的姿势、衣物的破损程度、颈部勒痕的走向，声音没有起伏，但每个字都带着干了半辈子刑侦的那种笃定。

他讲完了，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。然后有人发言了——不是提问，是下判断。大概是流窜作案，外地人员干的，随机行凶以后抛尸逃窜。附和者不是一个两个，那些干了多年刑侦的老手一个接一个地点头。按照这个年代传统的办案套路，现场没有发现能指向本地常住人口的明确线索，死者身份不明，凶手动机不明，那么最合理的推断就是流窜、随机、无固定落脚点。缉拿难度大，追查周期长，所有人都做好了长期摸排的准备，甚至在心里悄悄地接受了这案子很可能要悬在那里的事实。不是他们不想破，是这个年代的技术条件、侦查手段，就是这样的天花板。

王卫东坐在会议桌局长旁边的位置上。作为市局的副局长和党委副书记。局里每次重大的会议，他都会坐在这个位置上。他面前摊着笔记本，钢笔搁在本子旁边，没有拿起来。他听着那些发言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眼底却没有任何焦躁，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，像个旁观者。

他在心里把那桩悬案的每一个关键点一帧一帧地过了一遍。不是在回忆，是在核对——核对那些从他未来世界的资料里看到的细节，和这个会议室里这些人正在热烈讨论的、注定要走弯路的侦查方向，究竟偏差了多少。凶手就是本地常住人口，不是流窜作案，不是随机行凶。侦察大队后续数月的排查全部走了弯路，死死盯着外来人员、社会闲散人员，彻底漏掉了最核心的嫌疑人，最终导致案件悬置了很久很久。

会议开到尾声，局长放下手里的笔记本，环顾了一圈在座的人，声音不大但带着一股不容回避的分量：“同志们，这起案子社会影响极其恶劣，老百姓盯着我们，郊县的干部盯着我们，不破没法交代。大家议了这么久，方向也定了，有没有人愿意——或者敢于——立个军令状？”

全场鸦雀无声。

那些刚才发言时信心满满的老刑警，此刻把目光垂下来，盯着自己面前摊开的笔记本，盯着桌面上那只已经凉透了的白瓷茶杯，盯着烟灰缸里那根还在冒着细烟的烟头。没人接话。不是胆怯，是经验告诉他们，这种线索匮乏的抛尸案，谁也不敢拍胸脯保证限期破案。哪怕是最有把握的老刑侦，也只能说“我尽力”。立军令状？那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。

会议室的空气像被抽走了一层，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
椅子挪动的声音响了一下。王卫东站起来了，动作不急不慢，但那个“起立”的幅度足够让在场每一个人的目光都聚过来。他微微侧过身子，便于让声音传到会议室的每一个角落，语气沉稳得不像是在接一块烫手山芋，更像是在宣布一个已经存在很久的事实。

“这起案子，不是外地流窜作案，是本地熟人作案。无需全市撒网摸排，大范围排查纯属浪费警力。我亲自带队侦办，限期破案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