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17章 回城

表彰大会的热闹劲儿还没完全散尽，一个更棘手、更庞大、更绕不开的问题就摆到了王卫东的案头。不是刑侦案件，不是治安整治，是数十万返城知青的生计。

一九七九年底的上海，街上的人明显比前两年多了。不是那种正常的、城市发展带来的人口增长，是那种突然间多出来的、无处可去的人。他们年轻，二十岁出头，本该是工厂里的骨干、田埂上的壮劳力。可他们没班上，没活干，每天从早到晚在街头游荡。有人蹲在弄堂口抽烟，从日出呆到日落；有人骑着借来的自行车满城转，从杨浦骑到徐汇，又从徐汇骑回杨浦；有人几个人聚在一起，蹲在马路牙子上，把一张报纸翻来覆去地看，看完了也没人说话。

这些年轻人不是不想干活。他们在黑龙江、在内蒙古、在云南、在安徽，什么苦没吃过？零下四十度的冬天伐过木，四十度的高温天里锄过地，肩膀上磨出的茧子比城里的后生厚一倍。他们回来了，可回来了以后，发现没有地可种，没有工厂可进，没有单位愿意接收。街道办事处的门口排着长队，人头攒动，有人拿着户口本挤到窗口问“有没有工作”，办事员头都不抬，嘴里就回两个字“没有”。问的人不甘心，又问“什么时候会有”，办事员这回连两个字都不回了，摇了摇头。

治安形势跟着吃紧。不是这些返城知青天生爱惹事，是人闲下来了，心就慌了，慌了就容易出事。打架斗殴的、小偷小摸的、聚众闹事的，基层派出所的接警记录上，跟知青有关的案子占了不小比重。老百姓嘴上不说，心里头犯嘀咕——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整天在街上晃，迟早要出大乱子。市委开了好几次会，劳动局、民政局、公安局、各区县的头头脑脑坐在一起，方案出了一套又一套，落实下去却总像拳头打在棉花上。工厂招工的名额就那么些，街道集体单位的坑就那么几个，几十万人等着吃饭，怎么分都不够。

局长去北京开会之前，专门把王卫东叫到了办公室。他坐在那把老旧的藤椅上，两手搭在扶手上，语气不重但每个字都带着担子：“卫东，知青返城这个问题，现在是全市的头等大事。市委那边压力很大，公安这边也松不得。治安不能出大乱子，但光靠防堵不行，得从根子上想办法。我去北京这些天，市里那边你多盯着点，治安上的事你拿主意，拿不定的再打电话给我。”王卫东点了头，没多说什么。他知道局长把这个担子交给他，不是因为他资历深，是因为上次保山案以后，市里对他的能力有了新的判断。

王卫东没有急着拍脑袋拿方案。他带着老周和办公室的两个年轻干部，花了整整一周时间，把几个知青聚集区的街道跑了一遍。不是坐车去视察，是走路、骑自行车，一家一家地聊。杨浦区有个知青服务站，说是服务站，其实就是街道办事处的一间小屋，门口挂着一块木牌，牌上的字褪了色，站远了看不清。屋里坐着几个年轻人，有的在填登记表，有的在翻招聘广告，更多的是什么都不做，就那么坐着。王卫东推门进去的时候，屋里的人先是一愣，然后有人认出了他，小声说了一句“公安局的王局长”。几个年轻人下意识地站起来，不是紧张，是那种长期没有工作、见了穿干部服的人就心虚的条件反射。

王卫东找了个凳子坐下来，跟他们聊了快一个钟头。问他们在哪下的乡，待了几年，回来以后都做过些什么。一个在黑龙江待了八年的小伙子说，他什么活都干过，伐木、修路、种地、开拖拉机，回了上海以后却找不到工作。他家住在杨浦的老棚户区，兄妹四个，两个弟弟还在读书，父母都是退休工人，一家人挤在十几个平方的房子里，连个睡觉的地方都转不开身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，像在念一份跟自己无关的履历，可说到“我爸妈六十多了，还去菜场捡菜叶子”的时候，声音突然断了，喉咙动了动，没有把那半截话接上。王卫东没有说话，等他把那口气缓过来。

从知青服务站出来以后，他又去了几个街道工厂和集体企业。那些厂子大多挤在老城区的犄角旮旯里，厂房低矮，机器老旧，工人穿着蓝布围裙在车床前忙活。厂长们见了王卫东，倒苦水的多，拍胸脯的一个没有。一个街道印刷厂的厂长拉着他的手，声调高高低低地说了半天：“王局长，不是我们不想招人，是实在招不起。我们这厂子，活不稳定，工人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。再塞人进来，大家都别吃饭了。”王卫东听他讲完，没有反驳，也没有安慰。

调研结束以后，王卫东在办公室里关了自己两天。他让老周把各区报上来的知青统计数据、街道工厂的用工缺口、集体企业的生产负荷、待业青年的技能摸底，全部整理成了一张大表，铺在办公桌对面的墙上，密密麻麻的数字像一张没有边际的地图。他站在那张大表前，把那几根核心的线头一根一根地捋。

知青返城的问题，掰开来揉碎了，无非就是几个核心节点——安置、维稳、就业、疏导。安置是前提，得让这些年轻人有个地方住，哪怕是临时的；维稳是底线，不能让他们觉得社会抛弃了他们，逼到墙角就要出事；就业是根本，没有收入，住的地方再大也是牢笼；疏导是手段，不是所有的知青都适合进工厂、端铁饭碗，有些人脑子活、手脚勤、不甘于一辈子站在车床前。

王卫东的思路很清楚，不能只靠公安一家，得把劳动局、街道办、各区的工业局、甚至工商局全拉进来。他是市委指定的这项工作的负责人，有这个权，也有这个责。

他做的第一件事，是亲自对接了上海几个正在复苏的街道工厂、集体企业和新建的轻工车间。不是打电话，是带着劳动局和街道办的负责人一家一家地跑。杨浦区有一家刚恢复生产不久的纺织配件厂，缺人缺得紧，厂长是个五十来岁的女强人，说话干脆利落。王卫东跟她谈了不到半个钟头，当场敲定了第一批四十个知青的招工名额。条件是——不要挑工种，不要嫌工资低，先干起来。厂长拍着桌子说“王局长，你送来的这些人，只要肯吃苦，我没二话”。类似的场景，在那几天里重复了不下十次。

到一九七九年底，王卫东通过对接这些基层企业，直接安置了上千名踏实肯干的知青。人不多，跟几十万返城知青的总量比起来不过是杯水车薪。但这杯“水”浇下去的地方，都是最干旱的、最缺水的、最容易被社会遗忘的角落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人有班上、有钱拿、有希望了，就不会再上街闹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