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17章 回城

光靠安置解决不了所有人的问题。

王卫东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方向——个体户。一九七九年，国家关于个体经济的政策已经有了松动，但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敢吃螃蟹的人还不多。没有经验，没有资金，没有保护，万一哪天政策一变，投进去的钱全打水漂。大多数返城知青连想都不敢想，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“进工厂、入单位、端铁饭碗”，摆摊做生意那是“资本主义尾巴”，割了没几年。王卫东不这么看。他在未来世界的手机里查过那段历史，知道个体经济才是解决大规模就业的出路，那些最早摆摊、最早创业的人，后来成了这个国家最早富起来的一批。

但他不能明说，也不能自己干。他只能“暗中扶持”。

他让老周从各区返城知青的登记表里，筛出了一批脑子活络、家境困难、敢闯敢干的年轻人。不是公开选拔，是私下接触。王卫东亲自见了其中的一些人，不是在办公室，是在知青服务站、在街道工厂的休息室、在那些年轻人蹲着抽烟的马路边。他跟他们聊的时候，从来不说“我安排你去做什么”，他问的是“你自己想做什么”。

有个在内蒙古待了七年的小伙子，会修钟表，手艺是在兵团跟一个上海老乡学的，回到上海以后没事干，天天在弄堂口摆摊修表，一修就是一天。可他不敢挂牌子，怕被当成“投机倒把”。王卫东蹲在他摊子前头，看了二十分钟，走的时候说了一句“你手艺不错，牌子挂起来吧，有事来找我”。小伙子愣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没过几天，弄堂口真挂出了一块手写的木牌——“精修钟表”。顾客不多，但修过的人都夸好。

还有个在云南插队的女知青，回城后被分配到一家街道厂做临时工，一个月挣的钱还买不起一双好皮鞋。她写信向有关部门申请了个体服装摊的执照，申请书交了三个月，一直没人批。王卫东从街道办的汇报材料里看到了她的名字，让老周去了解了一下情况。一周以后，她的执照批下来了，是全市最早的一批个体户营业执照之一。她领到执照的那天，在街道办事处门口哭了一场。

王卫东扶持的这批人，不是胡乱选。他看中的是他们脑子里的“活儿”——修钟表的、补鞋的、做服装的、修自行车的、炸油条的，都是在兵团、在农村、在那些苦日子里自己磨出来的本事。这些本事在大工厂里用不上，但在街边、在弄堂口、在菜市场旁边，它们就是安身立命的资本。

一九七九年冬天到一九八〇年春，上海街头开始出现一些新的面孔。他们推着板车、踩着三轮、架着小摊，卖馄饨、卖大饼油条、修自行车、缝补衣裳。摊子不大，但每一个小摊背后都是一个返城知青和一家老小的活路。那些曾经在弄堂口蹲着抽烟、在马路边茫然张望的年轻人，腰板挺直了一些，眼神亮了一些，说话的声音也大了一些。

王卫东路过闸北区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看见有人在路边支起了一个小摊卖茶叶蛋和五香豆。炉子是个废弃的油漆桶改的，锅是家里带来的铝锅，煤球烧得通红。摊主是个二十七八岁的男青年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，手上套着露指的手套，脸上被烟火熏得黑一块黄一块，但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。王卫东停下来买了两块钱的茶叶蛋，那人手脚麻利地用草纸包好递过来，接钱的时候忽然愣了一下，盯着王卫东看了几秒，低声说了句“王局长，谢谢您”。王卫东没接话，接过茶叶蛋，转身走了。走了几步，那人又追上来，把手里的两毛钱塞回他手里，说“不要钱，您吃”。王卫东把钱推回去，笑了笑，说了声“好好干”，头也没回。

他不认识这个人。但他知道，如果没有那些暗中松动的政策、那些悄悄批下来的执照、那些不被明说但确实存在的扶持，这个人可能还在弄堂口蹲着，眼睛盯着地面，把烟头按灭在鞋底。而这个人，连同他扶持的那些个体户，日后会成为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、民营企业的最早萌芽、上海最早的一批老板和企业家的雏形。他们不会忘记是谁在他们最绝望的时候推了那一把。不需要他们报恩，只需要他们记得——王卫东这个名字。

这些散布在街头巷尾、菜场弄堂里的小摊小贩，这些被政策扶持起来的最早一批个体户，日后会成为王卫东在上海最庞大、最坚实、最不可撼动的民间基础。他们不是官场上的同僚，不是体制内的下属，他们是真真切切受过他恩惠的人。他们手里的生意从一张小方桌、一辆三轮车、一间几平方米的门面起步，一路滚雪球般长大——工厂、商场、房产、贸易，一个个名字在后来上海的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浅不一的印记。而这些名字背后，都站着一个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人——王卫东。这不是他处心积虑的商业布局，是他在做一件该做的事时，自然而然收获的东西。

王卫东站在办公室窗前，看着院子里那棵光秃秃的玉兰树。枝丫上已经有了隐隐约约的芽苞，很小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，但它们在那儿。他在心里想，这些芽苞，迟早会开出花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