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14章 风起

1966年的夏天，来得特别猛。

六月的上海，天热得像扣了一口大锅，闷得人喘不上气。空气黏糊糊的，粘在皮肤上，擦不掉也甩不脱。但比天气更热的，是街上的动静。

先是学校停课。

复旦、交大、同济，那些平日里书声琅琅的校园，一夜之间全变了样。高音喇叭从早响到晚，声音尖利，隔着几条街都能听见。学生不上课了，老师也不教书了。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，一层摞一层，白纸黑字，红墨水画的大叉，触目惊心。有的老师被揪出来，胸前挂块牌子，低着头站在操场上。学生围成一圈，喊口号，声浪一波接一波，传到墙外头，路人听了都绕着走。

红小兵上了街，沿街的老字号招牌被砸下来，木头的碎了一地，铁皮的哐当响。南京路上那几家百年老店，门脸一夜之间换了模样。有人拦着不让砸，红小兵就跟他讲道理——那种道理，不是用嘴讲的，是用拳头讲的。

有商户偷偷把招牌收起来，藏在阁楼里，想着等风头过了再挂出去。也有人不敢藏，眼睁睁看着几十年的老牌子被劈成柴火。弄堂里、马路上，到处都是烧东西的烟火味，纸灰飘在空中，落在窗台上，落在晾衣绳上，落在人们不敢说出口的叹息里。

王卫东班骑车经过南京路，看见一群人围在一家店门口。他停下车，远远看了一眼。几个年轻人站在台阶上，手里拿着锤子，对着一块老匾砸下去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木头裂开，漆皮飞溅。匾上那几个烫金大字，他小时候就见过，现在碎在地上，被人踩来踩去。

他没多看，蹬上车走了。

七月，天气更热了，街上的事也更乱了。

冲突越来越多。这边说你是“这个派”，那边说你的“学术权威有问题”。今天你贴我的小字报，明天我贴你的小字报。墙上、地上、电线杆上，到处都是白纸黑字，名字上画着红叉，罪名写得很重。今天还在台上作报告的人，明天就挂着牌子站在台下。昨天还在挨批的人，今天自己也被揪了出来。

学校停课了。学生不上学，老师不上课。图书馆封了，实验室锁了，办公室里空荡荡的，桌上落了一层灰。有些老师躲在家里不敢出门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听见敲门声就心惊肉跳。有的干脆跑了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

王卫东听他原来的同事说起这件事，脸色都是白的。

车站广场上黑压压全是人。学生，全是学生。从上海出发的、从外地路过转车的、从四面八方涌来的。他们要坐火车去北京，免费的，不要钱，不要票，拿着学生证就行。铁路系统发了通知——串联师生乘车免费，车站不得阻拦。

车不够。站台上挤满了人，车一来，人潮就涌上去，车门堵死了就从窗户爬。行李扔了一地，鞋子踩掉了一只又一只，有人被挤倒了，尖叫着被人群淹没，又被拉起来，脸色煞白。列车员站在车厢门口喊“不要挤不要挤”，嗓子都喊哑了，根本没人听。车走了，站台上留下满地的纸屑、碎玻璃、踩烂的行李。下一趟车来，又是同样的场面。

铁路彻底瘫痪了。货车停了，邮车停了，连运煤的车皮都被临时征用来拉人。正线全被占了，调度室里的电话响个不停，接起来全是告急的，这个站堵了，那个站过不去了。调度员急得满头大汗，谁也指挥不了。

王卫东听到这些消息，坐在办公室里，半天没说话。

监狱里，气氛也不对了。

八月底，监狱外围开始出现小字报。贴着墙根贴了一溜，白纸黑字，写的是某某干部是“这个派”，某某管教是“那个派”，措辞激烈，墨迹淋漓，有些还没干透就被人撕了，撕了又有人贴上。墙根底下丢着浆糊刷子，浆糊还是湿的，苍蝇叮在上面嗡嗡飞。

门口也有人来。学生举着旗子，站在铁门外面喊口号，说要“砸烂监狱”，说要“解放犯人”。哨兵端着枪站在岗亭里，手指扣在扳机护圈上，眼睛盯着外面，额头的汗顺着帽檐往下淌。喊了一阵，没人理，学生又走了。走了又来，来了又走，隔三差五的。

食堂里吃饭的时候，有人端着碗凑在一起，声音压得低低的。以前聊的是谁家孩子考上了什么学校，谁家老婆做的饭好吃。现在聊的是谁有问题，谁跟谁是一伙的，谁在背后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。说到一半，忽然停下来，左右看看，确认没人，才继续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