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15章 乱象

66年的深秋，上海的天总是灰蒙蒙的。不是阴天，是那种烟尘和烧纸混在一起的颜色，挂在头顶上，怎么都散不开。

监狱里的日子越来越难熬了。每天都有新消息传进来——外面哪个厂停工了，哪个机关的领导被揪出来了，哪个学校的大字报贴满了整条街。消息真真假假，传的人信誓旦旦，听的人将信将疑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：外面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

狱里开会的时候，以前总是坐得满满当当的会议室，现在空了不少位置。有的人被调走了，有的人被隔离审查了，还有的人自己请了病假，躲在家里不敢出门。指导员在上面念文件，底下的人低着头听，没人记笔记，没人提问，散会的时候谁也不看谁，拿了本子就走。

王卫东始终保持着中立。他该上班上班，该开会开会，该签字签字。有人想拉他站队，他就笑笑，说“我只管把本职工作干好”。有人在他面前说别人的不是，他就听着，不点头不摇头，听完把话岔开。几次下来，想拉他的人也就明白了——这人，拉不动。

也有人想拿他做文章，翻来覆去地琢磨，最后还是放弃了。王卫东的根底太硬了，红五类出身，三代贫农，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。从运输队到派出所到监狱，一路走过来，档案上干干净净。在运输队的时候，他协助公安破获过敌特小队；在派出所的时候，他亲手抓过持枪特务，立了三等功；还有市里的先进个人表彰，上过光荣榜。这些功绩，白纸黑字，盖着红章，谁想动他，都得掂量掂量。

所以王卫东不急。他要做的就三件事：保持中立，站稳立场，等待时机。谁跳得最欢，谁叫得最响，最后摔得最惨的往往就是谁。他现在不争不抢，不站队不表态，等风头过去了，那些急着出头的人一个个倒下，他还在。这就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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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面的世界，比他想的还要乱。

工厂停工了。不是全停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机器开着，工人来了，但心思不在干活上。今天开会批判这个，明天贴大字报揭发那个，生产任务没人管了，车间里的活堆着，没人问。机关更不用说，党委被架空了，领导不敢说话，说话就是“走资派”，不说话就是“消极抵抗”。说什么都错，做什么都不对，干脆什么都不干。学校早就停课了，老师不敢去上班，学生不上课，校园里空荡荡的，只有看门的老头每天坐在门口，看着墙上那些层层叠叠的大字报发呆。

最热闹的，是造反组织。

工厂有“工总司”，机关有“红总司”，学校有“红小兵”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队伍。你成立一个，我成立一个，今天合并，明天分裂。谁都想当老大，谁都不服谁。今天你在墙头贴大字报骂我，明天我在广播里喊口号批你。口号喊得震天响，但谁也说不清到底要干什么。今天批这个，明天斗那个，人人都在找敌人，没有敌人就制造敌人。昨天还坐在一起吃饭的同事，今天就变成了“反革命”。昨天还称兄道弟的朋友，今天就变成了“走资派”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像纸一样薄，一戳就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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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月，上海的空气彻底躁起来了。

工总司的人觉得在上海闹不够，想闹到北京去。他们的头头跑到上海站，站在台阶上，对着底下黑压压的人群喊话，说市委不承认他们，说他们的诉求没人理，说他们要去北京，向上级告状。底下的人被煽动起来，喊口号的，挥拳头的，扔帽子的，乱成一团。两千多人，一窝蜂地往车站里涌。

火车站的秩序，彻底崩了。

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多，从站台挤到候车室，从候车室挤到广场。售票窗口关着，检票口没人管，列车员躲进了值班室，把门从里面反锁了。人潮一波一波地涌，前面的被推着往前走，后面的被人墙堵着过不来。有人喊“上车”，有人喊“让开”，有人被挤倒了，尖叫声淹没在声浪里，被人拽起来，脸色煞白。行李扔了一地，鞋子踩掉了一只又一只，有人在人群里找鞋，被人流推着站都站不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