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95章 春天来了

一九七六年三月，冷风从黄浦江上刮过来，裹着潮湿的水汽，钻进人的领口，凉到骨头缝里。街上的梧桐树还没发芽，光秃秃的枝丫戳在灰白的天空底下，像一双双伸出去又缩不回来的手。

自从总理走了以后，这座城市好像就一直没缓过来。街头巷尾的谈笑声淡了，弄堂口那些端着碗边吃饭边聊天的人也少了。偶尔有人蹲在墙根底下抽烟，抽完了站起来拍拍裤子，低着头走了，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。压着嗓子的低语在门后、在楼梯转角、在早晨排队买菜的时候才能听见。说的人眼睛往四处瞟，听的人点头不语，说完就走了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“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标语刷满了大街小巷。工厂的围墙、公交站台、弄堂口的白墙，到处是红油漆写的大字，一笔一划像刀刻的，刺眼得很。广播里整日循环着激昂却冰冷的批判文稿，播音员的声音高亢有力，但听着总觉得少了点什么——不是少了感情，是少了温度，像冬天的铁栏杆，摸上去冻手。街上的行人大多低着头匆匆赶路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眼皮耷拉着，嘴唇抿着，眼神里藏着说不清的沉重和隐忍。偶尔有人抬头看一眼那些标语，又低下去了，没什么可看的，来来回回就那几个字。

工厂依旧按部就班开着工。机器轰隆轰隆转着，工人们手里忙活着，但话少了。以前车床前面三五个人凑在一起说说笑笑，现在一个个闷头干自己的，偶尔有人凑上去问一句什么，回答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。车间主任进来转一圈，背着手，不说话，看完了出去，也不说。谁都知道，此刻的上海风平浪静之下藏着暗流。一句话说错了，就可能惹上祸端。

王卫东从监狱开车出来，经过淮海路的时候看了一眼，路边刚刷的标语油漆还没干透，在路灯下泛着湿润的光，像一道道还没结痂的伤口。他把目光收回来，握紧方向盘，继续往家开。监狱里反倒比外面安稳。高墙电网把大部分风浪挡在外面，犯人们照常出操、劳动、吃饭，管教们照常巡逻、值班、点名。外头乱，里头不能乱。里外都乱，那就真乱了。

三月五号那天，《文汇报》在刊登雷锋纪念文章时，公然删去了周总理的题词。消息像一颗石子扔进了死水潭里，涟漪一圈一圈荡开。弄堂里、工厂里、公交车上，人们在压低声音议论着，愤怒、不解又无奈。

“怎么能删总理的题词呢？那是总理啊。”

“谁知道呢，现在做事的这些人……”

“嘘——小声点。”

无数愤怒的电话打进报社，却都石沉大海，没人接，接了就说“不清楚”“正在核实”“请等待”。等来等去，等到的却是更过分的——三月下旬，报纸上出现了影射攻击总理的文字。这一次，沉默了很久的人们终于压不住了。可是在那样的高压管控下，这份怒火只能压在心底，像滚烫的岩浆在地壳下面涌动，看不见，但每个人都感觉到了。街上巡逻的民兵多了，穿着军装，胳膊上箍着红袖章，步子整齐，表情严肃。有人多看他们一眼，他们就看回来。目光碰在一起，像两把刀子撞了一下，谁都不让谁。

王卫东坐在办公室里，把当天的那份《文汇报》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放下，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。他把报纸叠好，塞进抽屉最里头，用一摞文件压住。